两个现象引起的思考


一个现象是：“国学热”可谓持续升温，从有大学开办国学院、国学讲座，到接连出现的国学短信、少儿读经班、“孟母堂”及国学博客圈，以及汉服热、成人礼的兴起；放大到国际背景，从全球联合祭孔，到孔子学院在不少国家纷纷建立，以及汉语热在世界范围的升温等等，尤其是以于丹和易中天为代表的国学热，成为2006年以来中国文化界的特大现象，《于丹《论语》心得》和《易中天品三国》的狂销和追捧，已经无法用书籍本身予以解释。


另一个现象是：以曾仕强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式管理”自去年起也成为中国企业管理界的热门话题，曾氏旋风不亚于前几年的“杰克 韦尔奇热”。这种思维最近几年很流行，以至于中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都被中国的企业家当管理书籍来读了。“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一个好员工”、“王熙凤是一个好领导”，《水浒传》就不用说了，简直就是一本活生生的管理教材，这种思维方式都是“中国式管理”。


于丹们、易中天们和曾仕强们早已不是一般的学者和专家，而是明星，是一种现象，两者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而清华等大学开设的“国学总裁班”的宣传更是引人关注，如何看待国学热与中国式管理的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更多的是盲从和幼稚，有必要对此作出深入的分析。


为此，记者采访了上海本原企业咨询研究所所长沈玉龙教授，就此发表了他的看法。 


国学热：形式大于内容精神寻根


时下的国学热，我们认为首先看成是经济社会发展后的必然出现的精神寻根。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经济高于一切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演变在实际的过程中，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唯经济”社会，物质利益的力量彰显为社会生活中最大的力量和标准。


这是中国社会之大幸，也是不幸。说是大幸，是因为这是对政治社会的纠正；说是不幸，是对人性和社会的片面纠正。


学理上的合理，大多是建立假设和时候诸葛亮式的评价上，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实验室的实验，是在绝对的空间和约束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当有人对前二十多年物质高于精神的畸形现象愤懑不平时，实际上最多是一种理性的假设理想呐喊，学理上合理但事实上难于做到。


事物的发展总是这样，物质缺少时追求物质，物质丰富时追求精神，这是辨证的和合理的。


当前出现的国学热，正是中国社会经济得到充分发展时提出的课题。


在沈玉龙教授看来，国学热表证的与其是社会这个大写的人的精神缺失，不如更多的是小写的人的精神空虚，因此热背后是精神寻根。


二十多年中国社会事实上的精神缺失、信仰危机、精神焦虑和心理失衡，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潜在的最大危险。为什么要追求物质和财富，除了满足人们生活的享受外，物质和财富对于我们究竟还有什么意义？物质和财富的追求到底有没有边界？这些问题的困惑，使得人们对物质以外要素的思考成为必然，而这一切只有在物质追求得到基本满足后才能提出，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否则空谈精神是没有意义的。


文革带来的中国文化断根，使得中国人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一个没有民族文化修养的中国人，很难算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全球化时代不仅需要的是世界文化和融合，更需要民族文化的张扬和发挥。


很难想象一个民族可以没有文化，也很难想象一个企业可以没有文化。当中国企业进入到世界竞争环境中时，我们发现缺少的恰恰是精神气质。


当源自于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时候，当西方的管理技巧被人们在商场上无所不用其极的时候，人们终于发现，一切社会的弊端除了制度的原因之外，还出于我们的自身，出自“德”的缺失，许多人不仅忽视了自己做人的价值，也没有看到旁人的价值，结果引起社会不和谐。
国学本来就是中国的精神财富，而在中国崛起之际，对抽象的精神的追求也是必然之途，这正好是国学复兴的机遇。


1913年，英国人庄士敦曾经这样说过：“当我们欧洲人开始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道德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不耐烦的鄙视……，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


今天，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文化本身具有的精神价值及其这种精神价值对我们的意义时，国学开始成为热也不足为奇了。


而我们眼下最为关注的不是国学该不该热，而是国学该怎样热的问题。


必须冷静地看到，时下有三种不恰当的现象：


一是：忘却历史不负责任地一讲国学就什么都是好的，甚至有国学复古的状态。作为一种文化价值系统，“国学”早已被历史的决定了“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命运；但从人文价值系统的重构来看，“国学”又不无“花落春犹在”的意味。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变革的历史，就是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封建文化之间抗争的历史，目前国学热中有一种复古倾向，值得警惕。许多专家一谈国学，就什么都是好的，无论是儒家的学说还是道家的观点，一概都是对的，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对人们的误导，值得警惕。


二是神秘化的倾向。翻开大量的书籍，我们发现有对国学神秘化的现象，最为典型的是对《易经》和道家学说进行神秘化，使国学走上封建迷信的老路，这几年风水的流行、年轻人对算命的热衷等现象，就是国学神秘化的体现。


三是注重皮毛重于内容，形似神不似。许多书籍和专家抓住一句话大做文章，断章取义，夸大其词，其实是一种低水平的说法，严重误导了民众，甚至有所谓的专家，连一本古代经典著作都没看过，就大谈所谓国学和管理。


中国式管理：是人学还是科学


中国商人“言必称德鲁克”到“言必称国学”的转化之快有时也让人瞠目结舌。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与实践，走的是实践在前理论在后的路子，然而企业的发展光是摸着石子过河总是危险的。


因此，二十多年来中国企业对管理理论的渴望和追求，成为一个社会现象。而中国本身的计划经济理论是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为此，MBA热成为一个奇特的中国现象。


在MBA热背后，确实让中国的企业家和经理人学到了系统的经营管理知识，但是也存在非理性和浮噪的普遍现象。


“言必称德鲁克”就表明许多企业并不遵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理，以为西方的管理是灵丹妙药，结果给自身带来沉重的打击。


有企业家认为：“MBA、企业管理等东西我都学过，但是我觉得这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问题。我系统学习过中西方哲学，这些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给了我很大启发。为什么我们在生意上会遇到很多问题，我觉得还是对对方不了解，归根结底是对中国文化背景不了解。学国学确实能从思想上解决企业的问题。”


海南航空集团董事长陈峰陈师从南怀瑾，平日里喜着中式对襟衫、练功裤、布鞋，一身素白，仿若太极打扮，爱围棋、谈儒礼佛，新晋商陈峰的另类面孔总是引人注目。在海航内部，陈峰要求员工必备两册书：一册《中国传统文化导读》，一册以南氏精髓编写的《员工守则》。守则开宗明义：“德在人先，利居人后。”
今年7月，为庆祝班机直航比利时，海航在布鲁塞尔开会。结果陈峰与中方管理层一色的双襟扣大褂，吸引了不少目光。
   国内商界中，“陈峰们”人数并不众多，但有迹象显示，这个“队伍”正在逐步壮大。


痛定思痛，中国古典智慧却给了管理界一个全新的视野空间：易经、孔孟思想、老子思想、孙子兵法……“中国式管理”应运而生。


沈玉龙教授认为曾仕强的概括基本上可以说是对“中国式管理”的比较全面概括。曾仕强认为，“中国式管理很简单，就是你先把人做好，然后才能谈管理。”他认为，中国式管理的三大主轴是“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依理而变”。这三者的关键都是人，它们主张有人才有事，事在人为，以理念来结合志同道合的人，合理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凡事“依法办理”。安人先修己，美国式管理强调“我要—我成”，订立目标，拿出成果；日本式管理则重视“同生—共荣”，合力追求团体的荣誉，不计较个人的荣辱；而中国式管理却是“修己—安人”，以“怎么样都好”的心情，以自然的方式自得其乐地顺势行事。


崇尚弹性管理是中国式管理的第二个主要观念。与西方的组织相比，中国人的组织大都是“很实际地寓人治于法治”，人治的色彩更浓厚一些，而人治往往会带来弹性管理。曾仕强认为中国式管理的弹性是由于不确定性和内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而产生的。


中国式管理贡献的第三个主要管理观念是“中庸”合理。他认为中庸之道应正名为“合理主义”，这样它的真正用意才更清晰。


面对中国式管理的观点，西方专家认为是站不住脚的，不存在西方管理与中国管理的区别。


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一争论呢？


沈玉龙教授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予以解读：


首先，管理是科学，科学是不分国界的，从科学角度看确实不存在中国式管理与西方式管理的区别。


所谓管理是科学，指的是管理本身的内在规律性，尤其是体现在生产、财务、质量、成本等企业管理的重要问题上，则是绝对是科学的，这样的科学不会因为国界的不同而不同，中国企业在这方面与西方企业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必须补课。因此，当谈论中国式管理时，我们绝对不能拿“做人、中庸和弹性”取代管理的科学性，否则是十分危险的。


其次，管理从来是两个层面的结合，即“硬管理”与“软管理”的结合，所谓“硬管理”是指制度、流程、标准等；而所谓“软管理”是指文化、思想、价值等。光有硬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为西方的企业发展阶段所证明了的；而空谈软管理，没有制度、流程、标准等的保障，更是缺乏支撑的。


因此，谈论中国式管理，千万别忘了管理首先是科学这一基点。


第三，先科学后人学的管理思路是中国式管理热必须的路径。


时下人们对基于国学而存在的中国式管理的追捧，大多是不成熟和非理性的。有人说MBA解决不了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而国学则是解决中国企业管理难题的一把金钥匙，这样的说法是没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几年西方MBA在中国的过热，及其在事实上出现的MBA不灵验的现象，不是MBA本身的错，而是没有把MBA中国化的问题，作为一门学科，具有学科本身的科学性，但任何科学的实施，都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而不是照搬。中国企业前几年犯的毛病恰恰是把MBA当作防之四海而皆准盲目崇拜的结果，而不是西方的MBA错了必须找出区别于西方的管理理论。


如果把中国式管理看作是岁MBA的替代，那这样的立足点本身是错误的，值得警惕。


先学文化再谈中国式管理的思路


笔者并不反对对国学与中国式管理的研究，而且持支持的态度。


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如何推进国学与中国式管理的深入？


海尔集团CEO张瑞敏先生是中国企业中对中国文化和西方管理都有心得的难得的企业家。


张瑞敏广采中国文化运用于管理，他说“《老子》帮助我树立企业经营发展的大局观，《论语》培育我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用于进去、刚强有为的浩然之气，《孙子》帮助我形成具体的管理方法和竞争谋略”，因此，人们往往把张瑞敏当作是典型的中国式儒商，更有人认为是“商儒”。


然而，当我们推崇张瑞敏时，我们更多的是发现在他身上，传统文化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和气质，而不是表面的工夫。他不仅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同时更是海纳百川，他对日本松下文化、管理，对GE公司和杰克 韦尔奇的如饥似渴的学习，表明他不是一个狭隘的国学论者和盲目的中国式管理者，而是广泛吸取兼容并蓄，兼容并蓄的来源是本人扎实的知识积累和文化修养。


因此，当前的国学热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我担心会变成坏事。主要的原因是肤浅的理解、时尚化的流行和断章取义式的学风。


对待管理的态度比管理本身更重要，面对任何的管理主张，如果只是停留在流行的层面，是十分危险的。


因此，着眼于推动中国企业的进步，针对当前的国学和中国式管理热，沈玉龙教授认为：


一是不要把国学和中国式管理对立起来，好象一讲国学和中国式管理就认为西方管理没有用，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必须承认：西方经过上百年的工业革命和企业发展的实践，已经总结出适合企业发展不同发展阶段的经营管理理论，这些理论对中国的企业具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隔山不隔理，在许多方面，企业的经营管理的道理是相通的，不存在中国和西方的区别，只是如何根据中国企业的实际应用的问题。


有些人认为MBA理论解决不了中国企业的问题，这是对西方MBA不理解的结果，现在MBA满天飞，但到底有多少企业家和经理人真正读懂了MBA，值得怀疑，大多数是空有一张文凭而已。


二是先不谈中国式管理，多学习中国文化。事实上的浮躁心态，使得许多人连中国文化的一本原著都没读通，就开始对国学与管理大发意见和观点，皮毛之见多于真知灼见，十分危险。


面对庞大而丰富的中国文化宝藏，我们需耐得住性子，理论上说，传统价值系统中的某些具体的价值观念无疑应当也完全可以作为构建中国式管理的价值要素，在重新诠释的基础上被继承和弘扬。但问题是理论的认识固然可以简单，但现实的实践却无法简单化。面临一个将传统的人文价值观念从其价值系统中抽离之后，又该如何诠释并与管理结合起来的问题。断章取义和一知半解是无助于国学和中国式管理的研究。


三是明确国学对于中国式管理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在我看来，当前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传统文化的普及，讲文化与管理首先是了解文化，无论是民族文化的弘扬还是个人修养，企业家和经理人得化时间学习传统文化，做一个懂中国文化的企业家和经理人，这是当务之急。二是化文化为德行，中国文化比较强调做人，儒家的德行修养尤其对今人有启发，当前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文化正成为企业发展后的重大问题，如何根据中国文化的特点打造具有中国特点并适合员工的文化是迫切课题，同时，培养员工良好的职业素养、职业行为和为人之道，是管理的深刻话题。三是化理论为智慧，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是“转识成智”，知识只有转化为智慧，才能起到知识本来的作用，国学中丰富而深刻的智慧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源泉，无视民族优秀的文化，盲目学习西方，是不恰当的。


为此，这样的工作，不是短时间完成的，而是需要一个漫长的阶段，因此把国学和中国式管理定位正确，然后扎实做好，是眼下的关键。